一九八零年。
北京城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
正月十五刚过,老槐树就冒了芽。
嫩绿的,小小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何雨柱那天起得比平时晚了一点。
不是睡过头。
是昨晚看报纸,看到后半夜。
那张报纸,现在还摊在桌上。
《人民日报》,一九八零年二月八日。
头版。
他用手指轻轻抚过那些字。
一行一行。
很慢。
“国务院关于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
“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鼓励待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保护个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他把这几行字,看了三遍。
然后他站起来。
走到窗边。
窗外,老槐树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阳光从东边照过来。
把院子染成一片金红。
他站在那里。
很久很久。
他想起了三年前。
三年前,他和六爷站在那间三十西平米的空屋里。
六爷问他:“柱子,你怕不怕?”
他说:“不怕。”
那时候不怕,是因为心里有一团火。
现在那团火,还在。
但不一样了。
现在,有风了。
风从北京来。
从报纸上来。
从那些铅字里来。
吹进他心里。
把那团火,吹得更旺了。
他转身走回桌边。
把那张报纸小心地折好。
放进抽屉。
和那个牛皮纸笔记本放在一起。
他推开门。
走出去。
他没有骑车去饭庄。
他走着去。
从前门西河沿,走到前门大街。
一路上,他看得很慢。
街上变了。
和去年不一样。
和前年更不一样。
卖服装的。
卖鞋的。
卖小吃的。
修鞋的。
修自行车的。
配钥匙的。
一个接一个的摊位,沿着街边排开。
有些是木板搭的。
有些是三轮车改的。
有些干脆就是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
简陋但热闹。
卖服装的那个姑娘,二十出头,烫着卷发,穿着自己卖的喇叭裤。她站在摊位后面,手里拿着件花衬衫,正在跟一个中年女人讨价还价。
“六块太贵了,五块五行不行?”
“大姐,我这可是广州进的货,您去王府井看看,同样的东西卖八块!”
“那我再去别处看看……”
“得得得,五块八,拿走拿走!”
姑娘把衬衫塞进塑料袋里。
收了钱。
笑了。
何雨柱站在那里。
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
修鞋的老头,他认识。
姓李,从前在胡同口摆摊,三天两头被赶。
现在他有了固定摊位。
一块木牌挂在旁边,写着“李记修鞋”。
他正在给一个年轻人钉鞋掌。
锤子一下一下砸下去。
叮。
叮。
叮。
那声音,听着踏实。
何雨柱走过去。
“李师傅,生意好?”
老李抬起头。
看见是他,笑了。
“何师傅!托您的福,还行!”
他指了指旁边的凳子。
“坐会儿?”
何雨柱摇摇头。
“不坐了,还得去店里。”
老李点点头。
“那您忙,改天去您那儿吃红烧肉!”
何雨柱笑了。
“行。”
他继续往前走。
卖小吃的摊位最多。
卤煮火烧。
炒肝。
爆肚。
炸酱面。
煎饼果子。
每个摊位前,都有人等着。
端着碗,站着吃。
或者蹲在路边吃。
吃完了,抹抹嘴。
“老板,再来一碗!”
何雨柱站在那里。
看着这些人。
这些摊位。
这些热气腾腾的锅。
这些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他忽然想起师父说过的一句话。
“厨子这行,什么时候最好?”
他问:“什么时候?”
师父说:“大家都有钱吃饭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有钱吃饭了。
至少,比从前有钱。
至少,敢在外面吃饭了。
至少,愿意为一碗好吃的卤煮,站十分钟队了。
他站在那里。
很久很久。
然后他转身。
往前门西河沿走。
步子比刚才快了些。
何雨柱推开饭庄的门。
里面己经开始忙了。
刘光福在传菜。
阎解成在跑堂。
翠芬婶在洗碗。
六爷坐在靠窗那张方桌边,喝着茶。
他看见何雨柱,愣了一下。
“柱子,今天怎么这么晚?”
何雨柱没有回答。
他走到灶台边。
把围裙系上。
然后他转过身。
看着店里这几个人。
“光福,”他说,“你过来。”
刘光福放下托盘,走过来。
“解成,你也过来。”
阎解成放下手里的菜单,走过来。
“六爷,您也过来。”
六爷站起来。
走过来。
翠芬婶也放下手里的碗,走过来。
五个人,站在灶台边。
何雨柱看着他们。
“今天,”他说,“开个会。”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开会?
何雨柱从来不“开会”。
有事就在灶台边说几句。
没事就各干各的。
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开过会。
何雨柱从怀里掏出那张报纸。
展开。
念给他们听。
“国务院关于城镇个体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
“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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