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北京城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老槐树的叶子早就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
刘海中的小屋,在城南一条偏僻的胡同里。一间十平米的平房。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窗户朝北,常年见不到太阳。墙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己经发黄,边角来。他把从西合院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好。那个用了三十年的搪瓷缸子,放在床头柜上。那张泛黄的奖状,贴在墙上。
“一九六二年度先进工作者”。红底金字,己经褪得差不多了。还有那枚奖章,铜质的,表面有一层暗绿。他每天都要拿出来擦一擦。用那块洗得发白的旧手帕。擦完了,对着光看一看。然后放回柜子里。柜子里还有他攒了几十年的东西。几张旧照片,几本工作笔记,几份当年厂里发的文件,他把这些东西当成宝贝,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然后才能睡着。
刘海中最喜欢做的事,是听收音机。他那台牡丹牌收音机,还是七十年代买的。外壳裂了一道口子,用黑胶布缠着但还能听。他每天打开收音机,听新闻,听国家大事,听领导人讲话,听各种会议报道,听着听着,他就会自言自语:
“这个政策不对。”
“那个领导说得有道理。”
“要是让我来管,肯定比他们强。”
没有人听他说他就对着收音机说,说完,继续听。听完了,关掉躺下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灯座,他看着那道裂缝,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刘海中有两个儿子。刘光天,刘光福。他们都住在北京但都不来看他。刘光天在厂里干得不错。评上了先进,分到了宿舍。结了婚,生了孩子。偶尔托人带句话:“让我爸保重身体。”就这一句。刘光福也搬出去了。住在分店的员工宿舍。每天忙着上班,忙着培训,忙着学手艺。过年的时候,会回来一趟。带点吃的,放下就走。
刘海中问他:“光福,吃了饭再走?”
刘光福摇摇头:“爸,我还有事。”
说完就走了。刘海中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屋。坐在床边。看着墙上那张奖状。看了一下午。胡同里住着几户人家。有老有少。
刘海中最开始还跟他们打招呼:“吃了没?今儿天不错。”
人家也客气:“刘师傅,吃了。是啊,天不错。”
后来他发现,人家不爱跟他多说。不是嫌弃。是聊不到一块儿。他喜欢聊国家大事。人家喜欢聊柴米油盐。他喜欢聊当年在厂里的威风。人家听不懂。他喜欢聊那些政策、会议、文件。人家不想听。慢慢地,就不聊了。见了面,点个头。各走各的。
他每天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回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睡觉。屋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有时候他会对着那台收音机说话。“老张,你说这事儿……”说着说着,忽然想起来。老张己经不在了。走了好几年了。他把话咽回去。关掉收音机躺下。睁着眼睛。看天花板。那天下午,刘海中又拿出那枚奖章。用旧手帕慢慢擦。擦了一遍。对着光看。再擦一遍。再看。擦了三遍。忽然发现,奖章上多了一道划痕。不知道什么时候弄的。他愣住了。看着那道划痕。看了很久。然后他放下奖章。坐在床边。半天没动。他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当年在厂里。评上先进那天,厂长亲自给他戴上奖章。台下掌声雷动。他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腰杆挺得笔首。觉得自己是个官了。
想起后来那些年。他当二大爷,在全院大会上高谈阔论。谁见了他不叫一声“二大爷”?
想起他打儿子的时候。光天跪在地上,哭着求他他不理。一脚踹过去。
想起光天写举报信那天。街道干部找他谈话。刘副主任板着脸,一条一条念他的罪状。他站在那里,像被扒光了衣服。
想起光天搬走那天头也不回。他站在门口,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口。
想起现在。一个人坐在这间小屋里。对着一枚有了划痕的奖章。他忽然觉得,这枚奖章,跟他一样。老了。旧了。没人要了。他把它放回柜子里。关上柜门。躺到床上。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越来越长了。
那天下午,有人敲门。刘海中愣了一下。己经很久没人敲他的门了。他慢慢走过去。打开门。门口站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干净的工作服。手里拎着个网兜:“刘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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