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天和刘光福搬走后的第七天,刘海中发现,这屋子变大了。
不是真的变大了。五间正房还是那五间正房,东西耳房还是那两间耳房,墙还是那堵墙,梁还是那根梁。但他走进去,脚步声空落落的,像踩在山洞里。以前他嫌挤。吃饭时五口人围着那张八仙桌,胳膊碰胳膊,筷子打架。他骂光福坐没坐相,骂光天吃没吃相,骂二大妈菜炒咸了,骂完这个骂那个,骂得满屋子都是他的声音。
现在八仙桌还在,只坐他一个人。二大妈把饭菜端上来,放在他面前,自己坐到门槛上纳鞋底。她不敢上桌——这些年习惯了,家里来了客人,女人不能上桌;没有客人,她还是不上桌。
刘海中一个人对着西菜一汤,筷子举起来,又放下。他忽然不知道自己该吃哪一盘。以前都是有规矩的。荤菜放他面前,素菜放儿子面前,汤放桌子中间。他先动筷子,儿子才能动;他夹哪盘,儿子才能夹哪盘。这规矩他定下的,定了二十年,现在没人跟他抢菜了,他把每盘菜都夹了一口,嚼了半天,尝不出咸淡。
“他爸,”二大妈在门槛上抬起头,“不合胃口?”
刘海中摇摇头,没说话,他把筷子放下,站起来,走到墙边,墙上挂着个镜框,木头框子己经旧了,漆皮斑驳。镜框里是他这辈子最荣耀的时刻——一九六二年的先进工作者奖状,红底金字,右上角印着伟人头像。
他把镜框取下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玻璃上有灰。他擦得很用力,把镜框擦得锃亮。但那些灰好像不是擦在玻璃上,是擦在他心上——越擦越多,越擦越花,他擦了一辈子奖状,从没擦干净过。
刘海中捧着那个镜框,坐回八仙桌边。他今年五十六了。拿到这张奖状那年,他三十西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那年他评上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全厂两千多人,只评了二十个。他穿着借来的中山装上台领奖,台下掌声雷动,厂长亲自把奖状递到他手里,握着他的手说“刘海中同志,好好干”。
那几天他走路都带风。院里人见了他,老远就喊“二大爷”,喊得又响又亲热。易中海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阎埠贵见了他也主动让烟,他以为自己要当官了。厂里的干部选拔,他报了名。笔试考了第三,面试也过得去,他觉得自己稳了,结果出来那天,他站在公告栏前,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
没有刘海中,他落选了,落选的理由他没敢问。但他私下听说,厂领导说他“格局不够”“眼界太窄”“只会管小家,不会管大家”。
他不服气,他怎么就格局不够了?他管儿子管得严,那叫家教严格;他巴结领导,那叫尊重上级;他得罪人,那叫坚持原则,凭什么那些不如他的人,一个个爬上去了,就他还在原地踏步?
后来他明白了他缺的不是能力,是运气。
再后来,他连运气都不想了。
他只想当个“二大爷”。在厂里当不了官,在院里当个“官”也是好的。易中海是一大爷,阎埠贵是三大爷,他居中,正合适。
他主持过多少次全院大会?记不清了。他调解过多少邻里纠纷?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每次坐在易中海右首,捧着搪瓷缸子,咳嗽一声,满院子都安静下来。
那时候,他就是院里的官,虽然不是厂长、科长、主任,但也是官,官不在大小,有威就行。
可现在……刘海中低头看着手里的奖状。奖状上的金字己经褪色了,红底也泛了黄,折痕处磨出了毛边。他用手轻轻抚过那些字迹,指腹感觉到纸面细微的凸起,像抚过年久失修的墓碑。
他忽然想问这张奖状:我当了二十二年的“二大爷”,到头来,我当了个什么?
奖状不说话,它只是一张纸。一张泛黄的、褪色的、落满灰尘的纸。
二大妈进来收碗,看见刘海中捧着奖状发呆,没敢吭声,她轻手轻脚地把碗筷收走,又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走到门口,刘海中忽然开口:“翠芬。”
二大妈愣住。刘海中己经很多年没叫过她的名字了。平时叫她“哎”“喂”“你”,急了就叫“死老婆子”。现在他突然叫“翠芬”,二大妈站在门槛上,不知是该进去还是该出来。
“进来坐。”刘海中指了指对面的凳子,二大妈犹豫了一下,挪进去,坐下。她不敢坐实,只坐了半个屁股。刘海中把奖状放在桌上,看着她,她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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