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一月。
北京的风,不一样了。
不是气象意义上的风。
是报纸上的风,广播里的风,人们私下交谈时压低声音里的风。
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标题是《大力发展城镇个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
何雨柱把这张报纸剪下来,贴在墙上。
六爷来的时候,站在那张剪报前看了很久。
“东风来了。”他说。
何雨柱点点头。
“该出发了。”
一九七九年二月,北京开始有限试点个体经济。
消息是从六爷那个工商的老关系——老周那里传出来的。
老周说,政策是下来了,但怎么执行,谁也不敢打包票。各区自己掌握分寸。有的区积极,有的区观望,有的区干脆装没看见。
“咱们去哪个区?”六爷问。
何雨柱想了想。
“宣武。”他说。
六爷看着他。
“宣武离前门近,”何雨柱说,“而且那边的干部,有几个是你认识的。”
六爷点点头。
“那就宣武。”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何雨柱和六爷起了个大早。
六爷穿上那件藏青色干部服,风纪扣系到最上面一颗。头发用口水抿了抿,油亮亮的。
何雨柱还是那身灰卡其中山装。领口扣紧,皮鞋擦亮,头发梳整齐。
两个人站在院门口。
老槐树的枝丫上,己经鼓起小米粒似的芽苞。
何雨柱看了一眼。
然后他骑上车。
六爷骑在他旁边。
两个人往宣武区工商局的方向去。
宣武区工商局在一栋灰色三层小楼里。
楼是老楼,墙皮斑驳,窗户上的绿漆都起了皮。门口挂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风吹日晒,字迹有些模糊。
何雨柱和六爷把自行车支在门口。
推门进去。
大厅不大。
二十来平米,两个窗口。
一个窗口前排着七八个人,另一个窗口空着。
他们走到空窗口前。
窗口里坐着一个中年女人,烫着卷发,戴着副白边眼镜。她正低头嗑瓜子,面前的《北京晚报》翻到第西版。
“同志,”六爷开口,“我们想咨询一下办个体户执照的事。”
女人抬起头。
她上下打量了六爷几眼。
又看了看站在后面的何雨柱。
“个体户?”她说。
她把手里那半颗瓜子放下。
拍了拍手。
“材料带了吗?”
六爷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放在柜台上。
女人接过去。打开。
一份一份看。
看得很慢。
看到第三份,她的眉头皱起来。
“待业证明呢?”
六爷愣了一下。
“待业证明?”
“对。”女人说,“你原来在哪个单位?为什么没工作了?”
六爷张了张嘴。
他没在哪个单位干过。
他跑了二十三年黑市。
没有单位。
“我没单位。”他说。
女人抬起头。
“没单位?那你以前干什么的?”
六爷沉默了。
何雨柱上前一步。
“同志,”他说,“我是轧钢厂的,去年辞的职。这是我的离职证明。”
他把自己的证明递过去。
女人接过来。
看了一眼。
“你倒是行。”她说。
她把证明放回档案袋。
“但他呢?”
她指了指六爷。
“他没有单位,怎么证明他是待业人员?”
六爷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女人看了他几秒。
然后把档案袋推回来。
“回去把材料补齐再来。”她说。
她重新拿起那半颗瓜子。
嗑开。
吐皮。
低头继续看报纸。
六爷和何雨柱站在那里。
看着那个窗口。
看了很久。
然后六爷把档案袋拿起来。
揣回怀里。
“走。”他说。
两个人走出工商局。
站在台阶上。
阳光很烈。
照在他们脸上。
六爷眯起眼睛。
“待业证明,”他说,“我上哪儿弄待业证明去?”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街对面那家小卖部。
门口蹲着几个年轻人,正在抽烟聊天。
他们也没有单位。
但他们迟早会有证明。
只要政策真的落地。
“六爷,”他说,“咱们再想办法。”
六爷点点头。
“走吧。”
他们推起自行车。
往回骑。
风迎面吹来。
二月末的风,还带着寒意。
但他们没有缩脖子。
只是慢慢地骑。
想着那个“待业证明”。
六爷的门路,从来不写在明面上。
第二天,他去了老周家。
不是空手去的。
他拎了两瓶酒。
茅台。
真茅台。
老周看见那两瓶酒,眼睛亮了一下。
他把酒收进柜子。
关上柜门。
“老六,”他说,“什么事?”
六爷没有拐弯。
“个体户执照。”他说。
老周点点头。
“宣武那边不好办?”
六爷点点头。
“卡在待业证明上。”
老周沉默了几秒。
他点了一支烟。
吸了一口。
慢慢吐出来。
“老六,”他说,“你以前干什么的,我清楚。”
六爷没有说话。
“但这事,”老周说,“你得有个说法。”
他看着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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