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爷的南方见闻

二月初二，龙抬头。

城外的天蓝得发脆，像刚出窑的青瓷。风从南边来，不似冬月刀子般割人，柔了许多，裹着些潮湿的、陌生的气息——那是融雪后泥土翻新的味道，也是远方归人衣襟上沾带的、千里之外的风尘。

六爷的小院门虚掩着。

何雨柱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

他看见枣树下多了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袋口露出一截竹篾，篾片青黄，是新鲜的。水井边搭着件灰布外套，领口磨破了，袖肘处打着补丁——那不是六爷的衣服，是旅途中的人用来垫坐的旧衣。

他推门进去。

六爷坐在北屋门槛上。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端着搪瓷缸子喝茶。

他只是坐着，两只手拢在袖子里，眯着眼睛，仰着脸，晒太阳。

晒南方回来的太阳。

何雨柱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两个男人并排坐着，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

枣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头鼓起了小米粒似的芽苞，青褐色，硬硬的，像刚从梦里醒来的婴儿攥紧的拳头。

“回来了？”何雨柱问。

六爷没有看他。

他依然眯着眼睛，仰着脸，让二月初的阳光一寸一寸熨过他满是沟壑的脸。

“回来了。”他说。

他的声音比从前更沙哑，像在风里走了太久的旅人。

“走了多少天？”

“三十七天。”

六爷终于睁开眼睛。

他看着那棵枣树。

“走了五个省，过了三十七条河，坐了西天三夜火车，剩下全靠两条腿。”

他顿了顿。

“这辈子，头一回走这么远。”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六爷的侧脸。

这张脸他看了三年。从黑市里那个眼神精明的瘦削男人，到城外小院里这个种枣树、腌咸菜、听收音机的老头。

他第一次发现，六爷老了。

不是年纪老。

是走了太远的路，看了太多新鲜东西，把一辈子的积蓄都耗在路上那种老。

“值得。”六爷说。

他转过头，看着何雨柱。

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光。

“何师傅，”他说，“那边不一样了。”

六爷从怀里摸出一个小本子。

不是何雨柱那种记符号的本子。

是旧的，卷了边，封皮上印着“工作手册”，红漆己经磨成淡粉色。他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有些是地名。

有些是人名。

有些是数字。

还有些歪歪扭扭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记号。

“安徽。”他说。

他翻到某一页。

“蚌埠底下，有个刘家集。我表侄在那边插队，十几年没回去，我去看了看。”

他的手指点着那页纸上一个潦草的地名。

“他们那儿，去年冬天偷偷分了地。”

何雨柱的呼吸顿了一下。

“不是明分，”六爷说，“是暗分。生产队的地，还是公家的名头。但各家各户私下划了块，你种你的，我种我的。”

“上面知道吗？”

“知道。”六爷说，“大队支书就是牵头人。”

他看着何雨柱。

“何师傅，你猜他们分了地，粮食打了多少？”

何雨柱没有猜。

“去年秋收，”六爷伸出三根手指，“比前年多了三成。”

他的手指没放下。

“今年夏粮，估计还要多。”

他把本子合上。

“我在刘家集住了西天。表侄家的自留地，拢共一亩三分，种了稻子、玉米、红薯，还搭架子养了几只鸡。”

他顿了顿。

“表侄跟我说，叔，我在这穷山沟待了十二年，头一年觉得日子有奔头。”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看着那棵枣树。

枝头的芽苞在阳光下泛着青涩的光。

他想起了前世。

想起一九七八年冬天，广播里那个平稳的声音，念着那份后来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文件。

那时候他己经在食堂切了十九年菜。

他以为日子就是这样了。

他不知道，在安徽某个叫小岗村的穷乡僻壤，十八个农民正在一份“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手印。

那一年，离他辞职下海，还有三年。

六爷的声音把他从记忆里拉回来。

“还有广东。”他说。

他翻开本子的另一页。

“广州、深圳、珠海、中山。我走了一个月。”

他的手指划过那些地名。

“何师傅，你猜我在广州街头看见了什么？”

何雨柱看着他。

“摩托车。”六爷说。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像孩子看见新鲜玩具似的惊奇。

“不是公家的，是私人的。年轻人骑，后座载着姑娘，呼一下从你身边窜过去，连尾灯都看不清。”

他顿了顿。

“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数了十七辆。”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想起前世，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摩托车。

嘉陵、本田、雅马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