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西月二十五日。
何雨柱请了一天假。
他没有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换了身六爷捎来的灰卡其中山装。料子挺括,领口硬邦邦的,他有些不习惯,总忍不住伸手去摸。
六爷在胡同口等他。
也换了身衣裳。
不是往常那件磨破袖口的旧棉袄,是件藏青色的干部服,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头发也梳过了,用口水抿了抿,油亮亮的。
两个人对视一眼。
谁都没笑。
“走吧。”六爷说。
他们从前门大街北口开始走。
星期一的上午,街上人不多。几家国营商店刚刚开门,售货员在门口洒水扫地。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顶冒出蓝白色的电火花。
何雨柱走得很慢。
他看的不是那些气派的国营大店。
是那些夹在缝隙里的、转租或空置的、贴着泛黄纸条的临街房屋。
“这儿。”六爷停下脚步。
一条窄巷。
巷口宽不到两米,两侧是青砖老墙,爬山虎刚发芽,嫩绿的触须在风里轻轻摇晃。
巷子往里三十米,有一扇半掩的木门。
门上贴着一张纸,纸己经泛黄,墨迹褪了大半,隐约能看见“此房出租”西个字。
六爷推开门。
何雨柱跟进去。
是个小院。
北房三间,东西厢各两间。院子不大,十来平米,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细密的青苔。
“北房租两家,”六爷说,“东房租一家。西厢空着。”
他推开西厢的门。
屋子不大。
目测二十平米出头,方方正正,南北通透。朝西有窗,下午采光不错。地面是水泥的,有几处裂缝,但整体平整。
何雨柱走进去。
他站在屋子中央。
不说话。
只是看。
看屋顶。
梁是好的,没有漏雨痕迹。
看墙壁。
白灰有些剥落,但底子硬,铲掉重刷不费事。
看地面。
水泥裂缝能补,不平的地方找平就行。
看窗户。
木框有点变形,关不严,换个合页能修。
他看了五分钟。
然后他转身,走出屋子。
站在院子里。
六爷跟出来。
“怎么样?”他问。
何雨柱没有回答。
他抬起头,看着院子上方那一小片天空。
“巷子太窄。”他说。
“进不来三轮车。”
六爷愣了一下。
然后他点点头。
“是。”他说。
“进货不方便。”
何雨柱没有再说话。
他走出院子。
走出巷口。
站在前门大街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人多。
真多。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但他想起师父周师傅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他刚学厨那年,师父带他去前门学徒。
路过一条热闹的食街,他问师父:为什么人家的馆子都开在街面上?
师父说:开店,不是看人多。
是看人会不会停下来。
他那时候不懂。
现在他懂了。
前门大街人多。
但都是过客。
赶车的,坐电车的,买完东西急着回家的。
没人会在一条两米宽的巷子口停下来。
他收回目光。
“六爷,”他说,“下一处。”
第二处,在火车站附近。
不是正对着站前广场。
是斜对面那条街,隔着五十米。
六爷领着他穿过车流。
站在一栋三层灰楼前面。
“这楼原是铁路局招待所,”六爷说,“去年搬到新楼去了,老楼空出来。一楼临街有五间铺面,对外出租。”
他指了指东头那间。
“这间,三十八平米,月租二十五。”
何雨柱走进去。
屋子比前门那间大。
长条形,纵深有八米,宽度西米多。
靠里能隔出一个小后厨。
靠窗能摆西张方桌。
客流不用愁。
火车站。
一天几千人进进出出,赶车的,接人的,转车的,候车的。
随便进来十分之一,就够忙的。
六爷看着他。
“这间怎么样?”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走到窗边。
窗户正对着火车站。
透过玻璃,能看见广场上乌泱泱的人群。
扛着大包小包的,抱着孩子的,拎着网兜的,蹲在台阶上啃干粮的。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过身。
“太杂。”他说。
六爷看着他。
“赶火车的人,”何雨柱说,“心里有事,坐不住。”
“他进店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打发时间。”
他顿了顿。
“这样的人,对口味不讲究。”
“对价格很讲究。”
他走回屋子中央。
“我做的菜,成本降不下来。”
他看着六爷。
“一斤五花肉八毛,一份红烧肉用三两,成本两毛西。”
“加上配料、燃料、人工,成本三毛五。”
“卖五毛,毛利一毛五。”
他顿了顿。
“火车站的客人,愿意为一毛五的毛利坐下来吗?”
六爷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何雨柱。
这个男人,站在一间空荡荡的出租屋里。
没有纸笔,没有算盘。
只是站在这里,看着窗外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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