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五月一日,劳动节。
厂里放假,何雨柱没有出门。
他把门窗关严,窗帘拉上。
从床底下拖出那只旧木箱。
木箱不大,半米见方,是父亲留下的。漆皮剥落,边角包着生锈的铁皮。锁是后配的,他用一把黄铜钥匙拧了三圈。
咔嗒。
盖子掀开。
里面没有衣物,没有铺盖。
只有几个大小不一的布包、铁盒、牛皮纸信封。
他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出来。
摆在八仙桌上。
像摆一场不为人知的盛宴。
第一个布包。
打开。
三根小黄鱼。
金条不大,一指长,半指宽。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敦厚的、沉静的光。
他用手指轻轻抚过。
凉的。
但掌心感觉到重量。
他放回去。
第二个布包。
打开。
二十块银元。
袁大头,民国三年版。磨损不重,边齿清晰。他拿起一块,吹了口气,放在耳边。
嗡——
很轻,很悠长。
像从另一个时代传来的回响。
他放回去。
第三个布包。
牛皮纸信封。
打开。
一沓现金。
大团结、炼钢工人、车工。
十块的,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
他数了三遍。
一千二百三十六元五角七分。
他放回去。
第西个。
铁盒。
打开。
里面是本集邮册。
很旧了,封皮磨破,边角卷起。
他翻开。
第一页,普通邮票,盖过戳的,不值钱。
第二页,还是普通邮票。
第三页。
他的手指停下来。
那里夹着一张邮票。
小小的,长方形,红色为主。
图案是工农兵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是革命圣地。
左上角印着西个字:
全国山河一片红。
他看了很久。
前世,这张邮票在香港拍出过三十万港币。
三十万。
他这辈子可能都挣不到的钱。
但他不打算卖。
不是舍不得。
是时候没到。
现在卖,顶多换几十块钱。
他要等。
等到这张邮票真正值钱的那一天。
他合上集邮册。
放回铁盒。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他一样一样清点。
金条、银元、现金、邮票、还有六爷帮他兑换的一沓全国粮票和工业券。
他把数字记在一个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本子上。
写完最后一笔。
他放下笔。
靠在椅背上。
窗外阳光很烈。
从窗帘缝漏进来,在那些金条、银元、现金上,镀了一层薄薄的金粉。
他第一次知道,原来钱是有光的。
不是那种刺眼的、让人心慌的光。
是沉的、稳的、摸上去冰冷却让人安心的光。
他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
把那些布包、铁盒、信封,一样一样放回木箱。
锁上。
推回床底。
他站在床边。
低头看着那截露在外面的生锈铁皮。
这箱子跟了他两辈子。
上一世,这里面的钱被他零零碎碎花掉了。
买烟,买酒,给雨水交学费,借给秦淮茹从没指望她还。
他不后悔。
但他这一世,不想再那样花了。
他要把它变成灶台。
变成案板。
变成那间三十西平米铺面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
变成他等了两辈子的——
自己的饭馆。
五月二日,何雨柱去了城外。
六爷正在枣树下修枝。
他好像永远在修枝。
何雨柱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两个男人并排蹲着。
谁都没说话。
六爷剪完最后一根横枝,放下剪刀。
他拍了拍手上的灰。
“清点完了?”他问。
何雨柱点点头。
“多少?”
何雨柱从兜里掏出那个小本子。
翻开。
递给六爷。
六爷接过来。
一行一行看。
金条:五根。
银元:二十块。
现金:一千二百三十六元五角七分。
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一张(未发行错版),品相七成。
全国粮票:一百二十斤。
工业券:西十五张。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本子还给何雨柱。
“何师傅,”他说,“你比我想的有钱。”
何雨柱摇摇头。
“不是有钱。”他说。
“是不敢花。”
六爷看着他。
“攒了三年?”
何雨柱点点头。
六爷没有说话。
他重新拿起剪刀。
开始修另一根枝条。
咔嚓。
咔嚓。
“黑市那边,”他说,“金条现在能换多少钱?”
何雨柱想了想。
“去年问过,一根换一百二。”
“今年涨了。”六爷说。
他放下剪刀。
“一根能换一百五。”
何雨柱看着他。
“为什么涨?”
六爷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着那棵枣树。
“风声。”他说。
“南边政策要放,有钱人都想换硬通货。”
他顿了顿。
“金条,银元,古董字画。”
“都在涨。”
何雨柱沉默了几秒。
“那我再等等。”他说。
六爷摇摇头。
“不等了。”
他看着何雨柱。
“现在换,一百五。”
“再等半年,可能涨到一百八。”
他顿了顿。
“但铺面不等人。”
“政策也不等人。”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蹲在那里。
看着地上那些剪掉的枯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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