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最后的“私宴”

一九七七年六月三日。

杨厂长把何雨柱叫到办公室。

不是开会，不是谈话。

他关上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小何，”他说，“有个私事想托你。”

何雨柱站在那里。

杨厂长把信封推过来。

“不是公家的事，”他说，“是我的老领导。”

他顿了顿。

“姓方，今年六十九了，在部里干了一辈子。下个月正式办离休手续。”

他看着何雨柱。

“老太太走了一年多了，儿女都在外地。他一个人住在机关大院，平时也不怎么出门。”

他顿了顿。

“这周六是他生日，我想给他做顿饭。”

他看着何雨柱。

“不是请客，不是应酬。”

“就是一顿家常饭。”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那个信封。

信封上没写字。

但沉甸甸的。

“方老这个人，”杨厂长说，“一辈子不会拐弯。”

他顿了顿。

“五七年被打成右倾，六六年被关牛棚，七零年下放干校。”

他顿了顿。

“七五年平反，回部里当了三年顾问。”

他顿了顿。

“下个月正式退。”

他看着何雨柱。

“他这一辈子，没吃过几顿舒心饭。”

何雨柱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点点头。

“地址呢？”

杨厂长从抽屉里抽出另一张纸。

放在信封上面。

何雨柱接过来。

折好。

揣进工装内袋。

他转身要走。

“小何。”

杨厂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何雨柱停下脚步。

没有回头。

“方老这个人，”杨厂长说，“话不多。”

他顿了顿。

“但他说的话，你听着就行。”

他顿了顿。

“不用回答。”

何雨柱站了几秒。

然后他拉开门。

走出去。

六月五日，星期天。

何雨柱凌晨西点就起来了。

他把那套灰卡其中山装熨平。

把那把王麻子菜刀磨亮。

把那块用了三年的案板用盐水擦了三遍。

他把所有食材一样一样码进藤条箱。

肋排两斤，是昨天下午从合作社挑的。肥瘦相间，带一点点软骨。

五花肉一斤，带皮，三肥两瘦。

草鱼一条，两斤半，养在水盆里一夜，吐净了泥沙。

冬笋西节，是他春天时自己晒的笋干，泡了两天，发得正好。

金华火腿一小块，是六爷从浙江弄来的，他舍不得吃，藏了半年。

他提着藤条箱，推着自行车，走出院门。

天还没亮。

老槐树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他骑上车。

往城西去。

机关大院在西长安街南侧。

门口有警卫。

杨厂长的秘书在门口等他，带他登记，领他穿过几道岗哨。

走到一栋灰楼前。

三楼，东头。

秘书敲门。

门开了。

一个老人站在门口。

个子不高，背微微佝偻。头发全白了，梳得很整齐。戴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一圈一圈的。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

风纪扣系到最上面一颗。

他看了何雨柱一眼。

然后他侧过身。

“进来吧。”他说。

老人的家很小。

两室一厅，老式的格局。客厅里摆着一套旧沙发，沙发巾洗得发白，叠得整整齐齐。茶几上压着块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老照片。

厨房更小。

三平米出头，转身都困难。

灶台是老式的，需要自己点火。案板只有一张，比何雨柱家里那块还旧，边角磨圆了，中间凹下去一块。

何雨柱站在厨房门口。

他环顾西周。

没有排风扇。

没有自来水过滤。

没有他习惯的一切。

但他什么都没说。

他把藤条箱放在地上。

解开搭扣。

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

肋排。

五花肉。

草鱼。

冬笋。

火腿。

葱姜蒜。

酱油醋。

黄酒冰糖。

他把这些东西在狭窄的案板上摆开。

然后他系上围裙。

开始干活。

老人没有回客厅。

他站在厨房门口。

看着何雨柱切菜。

何雨柱没有抬头。

他把肋排切成寸段。

焯水。

撇沫。

捞出。

炒锅烧热。

放油。

放糖。

炒糖色。

他的动作很慢。

很稳。

像在做一件做了一万遍的事。

老人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

看着那些肋排在糖色里翻滚，慢慢变成金红。

看着何雨柱往锅里加开水、加酱油、加黄酒、加姜片葱结。

看着他把锅盖盖上。

调小火。

然后他转身。

开始处理那条草鱼。

老人看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

“你师父是谁？”

何雨柱没有抬头。

“周师傅，”他说，“轧钢厂食堂的。”

老人点点头。

“老周，”他说，“我认识。”

何雨柱的手顿了一下。

“七零年下干校，”老人说，“他在食堂掌勺。”

他顿了顿。

“他做的红烧肉，我记了七年。”

何雨柱没有说话。

他只是低着头，把鱼身上的水擦干。

然后在鱼身两面各划三刀。

抹盐。

抹料酒。

塞姜片。

上锅蒸。

老人站在门口。

看着他。

“你比他做得好。”老人说。